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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宪法文本的理解与解释就成为宪法具体化的关键，也真正成为宪法的存在本身。

2 参见门中敬：《平等权原则与宽容》，《现代法学》2011年第3期。三、形式正当性：比例原则的宪法规范依据 比例原则的形式正当性是一个以什么为根据来承认其在宪法上的地位问题，也即实然的形式正义问题。

2、有效性（Geeignetheitsgebot）。但是，倘若这样的话，那也就不会存在什么共同体的善这一政治哲学命题了，因为保障基本权就是共同体的善——共同体唯一的善。19 这种平等观是与1954年《宪法》以来的历部宪法之议行合一的制度设计是相符合的。[3]认为比例原则的核心是禁止超过适量，也即保持一种合理的差别和适度的平衡，其运用的实际结果则是一种平衡的状态。[8]另有学者提出，《立法法》第6条的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体现了宪法比例原则的精神。

派生说又可以进一步分为法治国原理说、基本权的本质性内容说、平等原则说、态意禁止说等。这就导出一个比例原则的宪法规范依据问题。[2]参见蔡定剑：《宪法实施的概念与宪法施行之道》，《中国法学》2004年第1期。

这些抽象行为对包括国家和地方立法在内的各项活动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必须首先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要求，这也是宪法和党章对执政党活动的基本要求。同时，从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出发构建执政党内部的政治性审查机构和审査机制，应当是健全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违宪审査机制保障宪法实施的基本模式由于本文主要探讨政治性实施问题限于篇幅，对法律性实施问题暂不涉及。这些抽象行为对包括国家和地方立法在内的各项活动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必须首先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要求，这也是宪法和党章对执政党活动的基本要求。

即便是在今天，我们谈到宪法实施的问题，很多人会将关注点放在执政党如何遵守宪法的问题上其实这正是政治性实施的核心问题。当然这种区分也不是完全绝对的，不排除某些规范存在政治性与法律性的竞合。

从政治上而言，这不仅是加强执政党的政治领导，改善执政党的政治领导的必然要求而且是保证执政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必然要求。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在此，我们不妨以《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例。例如,过去对我国宪法效力问题的研究，之所以会有无效力说、有效力说、部分效力说、模糊效力说等各种不同观点，关键就是对于我国宪法序言部分的效力的理解更多地是从宪法作为法律规范的效力着眼的。

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遵循宪法政治性实施与法律性实施的二元路径确立政治性审查与法律性审查的二元审查机制，构建二元审查并行的违宪审査机制。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一）宪法实施：实施什么 从当代中国制（修）宪的历史进程来看，宪法实施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实施什么,二是如何实施。但从这两部规定的内容来看就审查的方式而言基本上还是属于事先审查和主动审査。

因此，我国宪法的实施，既包括了法律性规范的实施也包括了政治性规范的实施，并且尤以后者为重要这也是我国宪法实施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特点。(一)关于什么是宪法实施 什么是宪法实施？对于这个问题宪法学界有不同的解释。

国家的一切活动包括立法活动，都要受到政治原则的规范与约束，这本身也就是这种规范的实施过程。对此《中国共产党党章》中也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而后者更多的是属于法律性的，主要通过法律手段进行调整。参考文献： [1]参见《宪法学》编写组：《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96页。《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的公开发布可以说是初步建立了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违宪审査机制明确了审查的主体、范围和内容。也就是说，我国宪法通过序言部分的叙述，对国家权力在政治上的正当性作了确认，以此证明国家权力的来源、内容以及因此而确立的宪法秩序的合法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宪法就是以根本法的形式，将执政党的政治纲领确认下来，成为国家未来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因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政策性。[1]而宪法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宪法的原则、精神和规范当然要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具体的贯彻落实，所以宪法实施本来不应该成为问题。

但也有一些地方，在决策过程中，片面追求地方的经济发展，忽视了决策内容的合宪性与合法性。因此，尽管在1982年宪法之前的三部宪法的制定过程中无论是领导人的讲话也好还是宪法文本也好，均未对如何保证宪法实施作出明确的规定，但对于宪法实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还是很清晰的。

无论是宪法，还是执政党的党章都明确要求执政党要遵守宪法。[7] 同样，彭真在1982年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中谈到宪法的原则时也指出：宪法草案序言肯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这些规定的目的是保障执政党的行为不得违反宪法，但其中隐含当代中国宪法实施的政治路径的一个前提是执政党的行为也同样有可能违宪。（这些政治性规范自身的特点，决定了这种审査机制是通过政治路径而非法律的路径进行的。

同样宪法实施首先是政治性规范的实施其次才是法律性规范的实施。从对1982年宪法的几次局部修改来看，都是以执政党的政策作为制定和修改宪法的指导原则，并在政策的指导下进行修宪。对于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侵犯人民权利的行为，必须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要依法制裁。然而，由于执政党对宪法所确认的过渡时期的政治纲领与今天所说的初级阶段有相似之处）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并在后来的实践中背离甚至抛弃了这一政治纲领，使得与之相应的政治原则（民主与法制）也遭到破坏。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规定吗？[9] 2、政治纲领或政策。以1954年宪法为例,1954年宪法是中国共产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宪法化，它将中国共产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为全国人民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并且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要求，提出了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目标。

由于这些决策都是以执政党的抽象行为进行的，因此国家机关无法进行审査同时执政党内部又没有相应的政治性审查机制和机构因而一旦因决策不合宪、不合法而导致公民权利受到损害的情形发生老百姓除了上访之外别无他途。（三）政治性实施与法律性实施的关系 对宪法规范政治性实施与法律性实施的区分，是基于宪法规范中政治性规范与法律性规范的划分这一特点作出的。

尤其是宪法关于国家根本制度、根本任务和基本国策的一些规定，以及一些政策引导性的规范，在现实生活中的确是得到了贯彻实施。从改革开放以来各地的政治实践来看执政党通过制定方针政策，在推进国家和地方改革，推动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和创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政治领导作用。

而法律性规范实施的形式相对比较微观和具体，相关制度的实施情况与实施效果同法律性规范实施本身有着很大的关系。[4]《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9页。基本上每次对宪法的局部修改，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与党的代表大会制定的新的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年宪法没有能够得到有效实施，问题主要是出在政治性实施而非法律性实施方面。

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首先是执政党相关政策的调整和决策的制定与执行都没有根据宪法的规定进行。政治纲领或政策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必然会对宪法实施产生直接的影响，甚至直接导致宪法的修改。

其实就我国宪法而言，宪法的政治性规范不仅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就规范效力而言是以政治性规范统领和指导法律性规范。[3]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也强调了宪法实施的问题。

修宪的主要动因，也主要是直接反映执政党政策变化的要求，及时地对宪法作相应的修改，通过修宪，直接将某些政策性的规定制度化、宪法化。我们不能跳出特定的国情来看待宪法实施问题，应当从宪法所处的特定的历史环境来分析、研究宪法实施问题。